年，卫校毕业的我分配到了乡卫生院。虽然有了一份工作，但那时候的乡卫生院，其实就是有一个编制而已，工资低不说，还经常发不出工资。
领导们为了给大家谋条生路，就开始在几个位置集中的村子开了门诊部，让大家自负盈亏。因为我们村是个大村，本身人口多不说，还是附近几个村子的中心点，我毫无意外地回家开了那个诊所。
说是诊所，和其它私人药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那就是进药的渠道被控制，原则上都是由卫生院统购配送。只有临时缺少的品类，可以去国营的药材公司临时少量采购，医院做账就行。
这样的做法，比起在卫生院吃大锅饭要好了很多，尽管利润还是比不上私人药店，但好歹也能自己凭本事吃饭，我承包的诊所收入也算过得去。
大概在93年夏天的时候，村里的阿丘来了我的诊所，一只眼睛肿得像鸽子蛋，我看了一下就判断是泪囊炎，医院做个手术，应该很快就能好。
大家都是熟人，从辈分上说，阿丘还得叫我一声叔，只是已经是很远很远的那种，从族谱上看已经有六七代的样子，但他年龄比我还大七八岁。
阿丘年龄那么大了，在农村已经完美错过了结婚的黄金年龄，如今眼睛再来这么一出，就更加影响形象，也接受了我的建议。
他刚走到车站准备坐车去县城时，又听信了另外一个乡亲的建议，说是附近村里有个专门治眼睛的人，去找他弄点单方，肯定能治好，还能省很多钱。
阿丘就听信了那个建议，找那个土郎中开了点草药，还给眼睛里吹了点所谓的末药。
可又过了三五天还是不见好，最后还医院做了手术，花了更多的冤枉钱不说，眼睛从此就留下经常发红流眼泪的毛病。
从医院回来，医生还给他开了一些打针的、口服的药，那时候附近就只有我一个医生，从医院拿着针剂回来，自然只好请我给他打针。
但两三天之后，吃的西药就没有了，阿丘拿着吃剩下的包装盒给我看，说是你这里有的话就在你诊所买了算了。
其实就是很常用的一种抗生素，我也没有这么在意，从药架里拿了一盒给他。
就那样，阿丘在我诊所打了一个星期的针，也吃了五天的药，因为针剂是他自己带过来的，根本不需要收钱，就是那几盒药大概是20块钱的样子。每次打完针拿了药，他都是随口说最后一起算账给钱。
可一个多星期完了，他的针也打完了，眼睛基本好得差不多，阿丘却不肯给钱了。说什么自己的眼睛还是隔三差五红痒流眼泪，你这药吃了没用肯定是假药，还有脸问我要钱？
他要是没钱给我倒不生气，那时候乡亲们治病吃药基本都是赊账，多半都是要到年底才有钱给。但竟然反咬一口说我的是假药，我当然不服气了，拉着他就要他给个说法。
阿丘人高马大的，家里也有五六个兄弟，他们家在村里的口碑原本就不太好，要不怎么也不至于娶不到老婆了。
而戴着眼镜的我和他比起来就有点弱不禁风了，拉扯几下就被他挣脱，幸好他也不敢过于放肆来打我，只是站在门口大声嚷嚷，你买假药给我还有脸要钱，我肯定要去工商所告你。（他也不懂什么，所以才说出去工商所告我卖假药的外行话）
动静闹得大了，左邻右舍都过来做和事老，打架的事肯定打不成，大家虽然都站在我一边，却又不好出面强制他给钱，就那么你一句我一句地和稀泥，最后就不了了之。
可大概两三天后，药检所的真的来我的诊所检查了，说是有人举报你卖假药，还直接说出是哪种假药，一到柜台就把我卖给阿丘的那种药全部封了，其它地方就是随便看了一眼，然后就把诊所打了封条就离开了。
这下子，再傻的人也会知道，那个举报的人就是阿丘了吧。但诊所虽然是我开的，可名义上还是卫生院的门诊部，药检所就直接去了卫生院，医院对流水，结果无论批号还是数量，都和卫生院的账目对得上。
这也就是说，即使有假药，也是卫生院的责任，和我个人完全无关，我的诊所第二天又开门了。
后来卫生院和药检所怎么交涉的我也略知一二，反正就是阿丘举报，人家主管部门自然得上门检查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，你也只能认了，没有啥赔偿可言。
这件事让我窝了老大一口恶气，每次看到阿丘，我的心里就像吃了一万只苍蝇那么恶心。
可大家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药检所的处理决定出来后，我也去找阿丘要了一次账，他这一回不再说假药的事了，就是说自己没钱，你要看上家里啥东西你就搬走抵账。
可他家除了一些旧日常用品之外，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虽然找回那20块钱很容易，但拿回来对我没用也是白搭。更担心这样做在乡亲们心里失去了口碑。
于是，阿丘那20块钱药费的欠账，就那么一直拖着。
后来一年多，我从卫生院辞职来广东打工，诊所的账簿也放在家里。反正都是一些零碎的小数目，基本也都是自己村上的人，有的人到年底主动来结了账，也有部分人没有来，没有来结账的人，也不乏一些是真的忘了的缘故。
我连续五年没有回家，再回家的时候，阿丘竟然已经结婚了，妻子是邻村一个离过婚的女子，年龄倒也相当，但脾气和阿丘有一拼，都那么蛮横不讲理。
那时候我在广东的工作已经基本稳定了，收入多了起来，对于以前的那些欠账也就不怎么放在心上，第一次回家过春节的时候，把那些账本拿出来翻了翻，最后干脆一把火烧掉了。
账本上绝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没有印象，唯一记得的就是阿丘。
毕竟，20块钱药费是小事，但为了赖账不惜撕破脸诬告别人的事，我是记得一辈子的。
再后来，我基本在广东这边定居了，每年除了春节会回次家以外，基本见不到阿丘。偶尔见到他，虽然心里已经不再在乎那20块钱的事，但总还有点膈应，不怎么喜欢和他打招呼。
阿丘结婚之后，性格应该有所变好，路上遇到我的时候，也会叫一声叔，但我也只是礼节上的打个招呼。
直到19年回家过年的时候，和乡亲们聊天时才停说，阿丘还在读高二的17岁女儿竟然怀孕了，被阿丘夫妻拉回了家，一定要去打掉。但女儿死活不肯，还让男孩家里过来提亲，弄得阿丘夫妻颜面扫地。
但女孩在被困在家里时间久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人也抑郁了，最后乘父母不注意，竟然从二楼跳了下来，医院一番抢救后，虽然命是保住了，但有条腿就留下残疾，那个男孩也不告而别了。
再到21年的时候，阿丘突然在乡亲群里发某筹的链接，大概就是他老婆患了癌症，家里连房子也卖掉了，希望乡亲们都帮手援助一下。
尽管我心里还是对他有很大意见，看他说的那么可怜，还是捐了两百块钱。说句老实话，心里还真有点不大爽，只是考虑到救急不救贫才捐的。
今年初，阿丘的老婆去世了。五一的时候我回到老家，刚好遇上他，比我大七八岁的阿丘，看上去似乎比我老了20岁以上，完全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垂暮老人气息了，带着残疾的女儿，住在他老爸留下来的旧屋子里，脸上基本看不到什么生气……